发布时间:2022-11-30 17:31 作者:大兴安岭 来源:大兴安岭旅游网 热度:164℃
�时健的一生注定要在争议中度过。在他身上,有着太多的话题和纠葛,功与过,罪与罚,成与败,跌落与勇气……无论哪一组话题,都足以让他成为镁光灯追逐的对象。
这个参加过革命、被打成过右派、51岁带领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烟草企业被誉为“烟王”却又因贪污入狱、75岁重新创业承包荒山种橙的的老者,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,一个绕不开、抹不去却又引人叹息的人物。
起于烟王
褚时健1928年出生于云南玉溪华宁县,家中兄弟姐妹共有6人,三位为革命捐躯。而在少年时代,�时健也曾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。
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经历一样,命运的洪流将�时健不停地抛起再落下。他曾经担任过玉溪地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,31岁却最终因同情右派而被打成右派。被下放到偏远山区劳动改造多年,老伴被单位劝退,只好靠给人织毛衣为生。而被外界注意并成为耀眼人物,始于1979年,那一年,他51岁。
1978年的冬天,�时健在山沟里听广播,“废除阶级斗争为纲,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”的话语传进了他的耳朵,虽然时过30余年,但当时那激动的心情,恍如昨日。
1979年,�时健摘掉右派的帽子,当时在他面前的有两个工作选择,要么去玉溪卷烟厂,要么去煤矿,�时健倾向于后者,因为煤矿附近有条河,他从小就喜欢捉鱼摸虾,可是被下放在荒山野岭多年劳作,老伴倾向于去烟厂。
去烟厂之前,在被下放的二十多年里,�时健先后在农场当过养牛的畜牧场厂长,又被调到一家快倒闭的工厂去救火,这一救就是十多年。直到再被调到玉溪烟厂去救火。
�时健就任的玉溪卷烟厂当时状况并不乐观,濒临倒闭,“烟也卖不出去”。多年后再度回忆,�时健依旧记得工厂的状况:原料没有认真分等级,设备破破烂烂,一只卷出来的烟切下来头是空的,一包烟有装了18只的也有装了17只的,一条烟有9包的,一箱烟能少两条,原料煤灰都能装进去……
这种状况怎么可能没退货?
�时健重新整顿了工厂,明晰了工人的责任,半年之后,情况终于出现了好转。为了保证原料,玉溪卷烟厂直接从烟农手上进货。为此,在1986年时,玉溪卷烟厂做了三合一制度,即烟厂和烟草专卖局、烟草公司合而为一,用后来的眼光看,这种打通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举动自然对玉溪卷烟厂极为有利,不仅能有效地把控原材料,还能有效地控制终端销售渠道。
多年以后,这种三合一的弊端也显露出来:权力的过度集中。但在当时,�时健想的就是为保证烟草质量而控制原料。
60岁那样,�时健已到退休年龄,提出退休之后,上级部门却挽留了他,如果没有这次挽留,现在的�时健或许会和许多功成身退的老厂长一样,安享天年但抿然众矣,但这一挽留,却开启了�时健跌宕起伏的后半生。
落于烟王
和那个时代的企业家面临的问题类似,�时健需要有接班人将红塔集团传承下去,而在被挽留之后,褚时健早已过了退休年龄,长期处于超期服役状态中。
不过,让他欣慰的是,一手拉扯大的红塔集团越来越兴旺,但�时健却是个富庙里的穷和尚,在玉溪烟厂工作的18年里,他所有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有60余万元。这种个人收入与企业收入之间巨大的差距引发了一些微妙的心理,为他后来的折戟埋下了伏笔。
这种心态最终将他带动了危险的境地,而最终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接班人即将到来。�时健决定私分300万美元:“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,我想,新总裁接任之后,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,我也辛苦了一辈子,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,不能白苦,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,还对大家说,够了,这辈子都吃不完了”。
潜在的危机最终引发了牢狱之灾。不过,这笔被私分的钱直到东窗事发,都躺在账户中未动分文。
1995年,有人举报�时健有违法行为,1996年,�时健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,这一年,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,听到这个消息的�时健,潸然泪下。律师马军后来对媒体说过,这一年的中秋节,�时健一人盖着条毯子,蜷缩在办公室看着电视,悲凉得很。
1997年7月,在红塔集团处在巅峰状态的时候,�时健被拘留了,1998年9月,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他的案件进行公审,1999年,他因贪污之名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1998年,�时健在多地的看守所中度过,而这一年,红塔集团利税200多亿元人民币,几乎占去了当时云南省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,成了紧随大庆石油管理局的全国第二大纳税大户。“红塔山”成了中国第一大品牌。
但是,这一切,似乎都跟�时健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贡献有,但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。多年后,看到这些对自己的评价,褚时健深以为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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