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时健的一生注定要在争议中度过。在他身上，有着太多的话题和纠葛，功与过，罪与罚，成与败，跌落与勇气……无论哪一组话题，都足以让他成为镁光灯追逐的对象。

　　这个参加过革命、被打成过右派、51岁带领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烟草企业被誉为“烟王”却又因贪污入狱、75岁重新创业承包荒山种橙的的老者，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，一个绕不开、抹不去却又引人叹息的人物。

　　起于烟王

　　褚时健1928年出生于云南玉溪华宁县，家中兄弟姐妹共有6人，三位为革命捐躯。而在少年时代，�时健也曾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。

　　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经历一样，命运的洪流将�时健不停地抛起再落下。他曾经担任过玉溪地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，31岁却最终因同情右派而被打成右派。被下放到偏远山区劳动改造多年，老伴被单位劝退，只好靠给人织毛衣为生。而被外界注意并成为耀眼人物，始于1979年，那一年，他51岁。

　　1978年的冬天，�时健在山沟里听广播，“废除阶级斗争为纲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”的话语传进了他的耳朵，虽然时过30余年，但当时那激动的心情，恍如昨日。

　　1979年，�时健摘掉右派的帽子，当时在他面前的有两个工作选择，要么去玉溪卷烟厂，要么去煤矿，�时健倾向于后者，因为煤矿附近有条河，他从小就喜欢捉鱼摸虾，可是被下放在荒山野岭多年劳作，老伴倾向于去烟厂。

　　去烟厂之前，在被下放的二十多年里，�时健先后在农场当过养牛的畜牧场厂长，又被调到一家快倒闭的工厂去救火，这一救就是十多年。直到再被调到玉溪烟厂去救火。

　　�时健就任的玉溪卷烟厂当时状况并不乐观，濒临倒闭，“烟也卖不出去”。多年后再度回忆，�时健依旧记得工厂的状况：原料没有认真分等级，设备破破烂烂，一只卷出来的烟切下来头是空的，一包烟有装了18只的也有装了17只的，一条烟有9包的，一箱烟能少两条，原料煤灰都能装进去……

　　这种状况怎么可能没退货？

　　�时健重新整顿了工厂，明晰了工人的责任，半年之后，情况终于出现了好转。为了保证原料，玉溪卷烟厂直接从烟农手上进货。为此，在1986年时，玉溪卷烟厂做了三合一制度，即烟厂和烟草专卖局、烟草公司合而为一，用后来的眼光看，这种打通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举动自然对玉溪卷烟厂极为有利，不仅能有效地把控原材料，还能有效地控制终端销售渠道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这种三合一的弊端也显露出来：权力的过度集中。但在当时，�时健想的就是为保证烟草质量而控制原料。

　　60岁那样，�时健已到退休年龄，提出退休之后，上级部门却挽留了他，如果没有这次挽留，现在的�时健或许会和许多功成身退的老厂长一样，安享天年但抿然众矣，但这一挽留，却开启了�时健跌宕起伏的后半生。

　　落于烟王

　　和那个时代的企业家面临的问题类似，�时健需要有接班人将红塔集团传承下去，而在被挽留之后，褚时健早已过了退休年龄，长期处于超期服役状态中。

　　不过，让他欣慰的是，一手拉扯大的红塔集团越来越兴旺，但�时健却是个富庙里的穷和尚，在玉溪烟厂工作的18年里，他所有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有60余万元。这种个人收入与企业收入之间巨大的差距引发了一些微妙的心理，为他后来的折戟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这种心态最终将他带动了危险的境地，而最终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接班人即将到来。�时健决定私分300万美元：“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，我想，新总裁接任之后，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，我也辛苦了一辈子，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，不能白苦，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，还对大家说，够了，这辈子都吃不完了”。

　　潜在的危机最终引发了牢狱之灾。不过，这笔被私分的钱直到东窗事发，都躺在账户中未动分文。

　　1995年，有人举报�时健有违法行为，1996年，�时健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，这一年，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，听到这个消息的�时健，潸然泪下。律师马军后来对媒体说过，这一年的中秋节，�时健一人盖着条毯子，蜷缩在办公室看着电视，悲凉得很。

　　1997年7月，在红塔集团处在巅峰状态的时候，�时健被拘留了，1998年9月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他的案件进行公审，1999年，他因贪污之名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
　　1998年，�时健在多地的看守所中度过，而这一年，红塔集团利税200多亿元人民币，几乎占去了当时云南省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，成了紧随大庆石油管理局的全国第二大纳税大户。“红塔山”成了中国第一大品牌。

　　但是，这一切，似乎都跟�时健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贡献有，但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。多年后，看到这些对自己的评价，褚时健深以为然。